“大跃进”运动中一个明确的目标是“超英赶美”，而“赶超英美”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钢铁产量超过英美。这是大炼钢铁的原始动因。
1957年11月2日，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。期间，赫鲁晓夫提出，苏联要在15年内在主要工农业产量方面赶上美国。毛泽东也作出回应，宣布：中国在钢产量方面15年后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。
1958年3月，在党的有关部委负责人和部分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成都会议期间，毛泽东又提出要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基础上，20年赶上美国。从此，“超英赶美”成了“大跃进”时期最激动人心的跃进口号，并使已经急躁冒进的空气更加膨胀。
全民齐上阵“大炼钢铁”以实现“超英赶美”，是“大跃进”运动中最具特色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之一。
为了在钢产量上尽快超过英国，毛泽东于1958年6月19日提出，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，达到1070万吨。
毛泽东的这个建议被写入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会议公报。
9月1日和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分别发表《立即行动起来，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》和《全力保证钢铁生产》的社论，指出这是全党全民最重要的政治任务，其他工作“停车让路，首先为钢”。
此时全国只完成380多万吨钢，要实现上述目标，就必须在余下的4个月内，炼出600万～700万吨。
8月25日至31日，中央专门召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研究落实1070万吨钢的计划。
为了完成这个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，党中央决定：各地第一书记挂帅，现场指挥，对指挥不力者要给以处分直至撤职、开除党籍；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资金、设备、材料、运力、人力等方面给钢铁生产让路，确保“钢铁元帅升帐”；鉴于正规的钢铁企业难以完成1070万吨的任务，要求各级党委广泛发动群众，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，开展全民性的土法大炼钢铁运动。
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各种强制性措施很快使全民炼钢形成高潮。当时的口号是“以钢为纲，全面跃进”，“一马当先，万马奔腾”。参加炼钢的人数，7月份只有几十万人，8月是数百万人，北戴河会议后猛增至5000万人，年底达到9000万人，直接或间接参加炼钢的劳力占全国总人口的1/6。
小高炉、土高炉的数量猛增，7月份全国建有3万多座小高炉，8月为17万座，10月就增至数百万座了。全国各地机关、学校、工厂、部队都建起了自己的小高炉。
炼钢没有足够的焦炭就用普通的煤炭，甚至砍伐树木烧制木炭；没有足够的铁矿石就动员群众献出锅碗瓢盆砸烂了炼铁炼钢。
与此同时，炼钢高产“卫星”竞放。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9月29日这一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，生铁日产量30万吨，出现了2个日产5000吨和1个日产4000吨钢的省。
经过全民蛮干再加上一些虚报浮夸，“大炼钢铁”运动到年底取得了预期的结果。据称当年钢产量1108万吨，生铁1369万吨。
以钢产量作为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标准，不仅反映了党对经济发展理解的褊狭，而且，大轰大嗡的“大炼钢铁”运动，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。
首先，把炼钢当作政治运动来经营，在全国范围内不计成本、倾其所有“大炼钢铁”，并没有真正提高我国钢铁工业的整体水平，相反却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耗。
这一年炼出来的钢只有800万吨、铁900万吨质量合格，其余皆为废品；而且小高炉、土高炉炼钢铁的成本远远高于专业大高炉，亏损严重。1958年，仅炼铁国家财政补贴一项就高达40亿元，超过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/10。
第二，“全民大炼钢铁”还造成滥开滥采煤炭和矿石，滥砍滥伐植被森林，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。“大炼钢铁”期间，河南境内的大别山区几乎变成了秃山；长江上游林区被毁几十万亩。
第三，“大炼钢铁”使本已很大的基础建设规模更加难以控制，随之城镇人口也恶性膨胀起来。“大炼钢铁”不仅使钢铁行业急剧扩大，而且与之配套的运输、电力、煤炭等行业也被迫大增，这就挤占了其他行业的资源，形成了不可思议的高积累，使我国的经济生活高度短缺和紧张起来。
第四，1958年我国风调雨顺，是个丰收年，但丰产不丰收。由于抽调大量农村劳动力“大炼钢铁”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估计，将近10％的农作物无人收割，烂在了地里，是来年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第五，全民炼钢，片面发展重工业，加重了国国民经济困难局面？1958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1957年竟增长了84.53%；积累率由24.9％增加到33.9%。由于基建规模扩大和“大炼钢铁”，全国职工人数一年之内增加了2000万人，比上年增加2/3还多，这大大加重了国家财政支出和商品粮的供应负担，是三年经济困难的重要方面。
